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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关于生育、家务劳动外包的思考》 (2022-02-22 06:12)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哪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外包，哪些不能。比如我不想做饭了，可以叫个外卖，让别人帮我做饭。没时间打扫卫生了，可以外包给机器人，或者找家政服务。以后小孩可能送日托，那就是把养育孩子的工作部分外包给了日托的老师。这些我好像都还能接受。
每个人心里接受自己生活的外包程度底线不同，经济情况也决定了能力不同。我有时觉得，特权阶层花钱代孕八个孩子，和f县强迫人生八个孩子，区别只在于有钱的外包，没钱的奴役，前者更不受制裁。精神程度上有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吴组湘1932年的《官官的补品》写地主少爷买人奶、人血当补品，今天也不少买人奶来当补品的有钱人。
怀孕、喂奶是很辛苦，自己经历过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旧时有钱人愿意请奶妈，外包喂奶的工作。或者借妻妾、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女人的肚子要孩子，外包怀孕的工作。“代孕”在特权阶层一直是一定程度上正常化的，被接受的。但我觉得奴役或付费让人生孩子这件事情在现代社会而言，不论什么理由，都已经触犯了我和很多人对“外包”接受程度的底线。
而现代社会似乎又是一个无限鼓励我们将自己的生活无限外包制造经济效益的社会，不仅仅是分工细化，而是将爱，关照，生育这些关键的生命活动都变成可以外包的劳动，合法购买的商品。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什么。写 The Second Shift 的Arlie Hochschild 的另一本书 The Outsourced Self 写的就是一些这样的案例。那些十年前听起来新奇的案例比如代孕，今天却已经是接受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蓬勃发展的产业了。
对女性而言家务和部分养育工作可以外包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就意味这更多的女性可以走出家庭，追求育儿与家务之外更专门化的“事业”，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这也以为着一些女性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新的缺失和新的不公平。要追求一个良好的生活，追求一些社会公平，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着新一轮的对不同事务外包程度的反思。
这种矛盾就是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分析的，只要家务劳动在所有劳动之中处于最底层的位置，只要市场将家务劳动的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资本主义给女性的的一个答案就是将养育和家务劳动等再生产的劳动转移给其他女性，只要价格控制在够低的程度即能让别人来代替自己。那就是你的菲律宾女佣，墨西哥保姆，乌克兰代母，从农村来的月嫂、家政工。
对于个体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就是这种经济制度下，每个人的外包底线在哪里。在一个性别更公平的社会里，这些劳动的价值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补偿，而不是让女性和女性之间互相剥削，或者忍受那种更司空见惯家庭内部的男性与女性间的剥削。
Ruoxi Zhang 